教會的見證之開始
回想我們當初開始的情形，一九二二年，福州有大復興，因着這大復興，那裏的聚會就開始了，於是他們往周圍去傳福音。後來倪柝聲弟兄在主面前感覺到單單傳福音，叫人得救，不是最終的目的；神的旨意不是光叫人得救上天堂就完了，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個教會、一個身體，能作基督的新婦，這才是神的心意。於是他 把這看見交通給同工們，那個時候他們有七位同工，但他們沒接受倪弟兄這個看法。他們當時都熱衷於傳福音。我們剛剛得救時也是這樣的，就是熱心傳福音，到處去傳福音，到鄉下去佈道，除了這個以外，覺得其他的東西都沒有需要。
此後，他們中間發生了一些事，其中一位同工王載弟兄到上海去，碰到一位宣道會的宣教士Mr. Woodberry， 這宣教士就勸勉他：「你要傳福音、作主工作，就一定要被按立；你沒有被按立，怎麼可以傳福音呢？」王載弟兄接受了這種看法，就把這個教導帶回到福州來。倪弟兄反對這件事，說：「聖經沒有這個教導，是神按立我們，不是人來按立我們。」因此他們中間就有了衝突。等到後來倪弟兄出去工作回來，他們就從工作中開除他（當然其中還有許多過程）。於是倪弟兄就退到羅星塔（和受恩教士在那裏），在那裏開始辦《基督徒報》，有些文字工作。
實在說來，教會的見證是從上海開始的。一九二七年，李淵如小姐、汪佩真小姐等因為政局動盪的緣故，從南京跑到上海，倪弟兄也到了上海。於是他們在汪佩真小姐家裏開始擘餅，第二年他們在上海哈同路文德里租了一個地方，開始在那裏聚會。
認識倪柝聲弟兄的經過
我個人認識倪弟兄是在一九三零、三一年間。那個時候，主的恩典臨到我，我得救了。我就與一些熱心的同學組織佈道團到鄉下去佈道；同時我讀中學的學校是美以美會（Methodist Church）開辦的，他們有甚麼佈道工作，我們這些年輕人是打前鋒的，在馬路上拉人來聽福音，很是熱心。我們在學校裏也開始活動，有禱告聚會，也在禮拜五放學後，我們亦借用美以美會的主日學大樓（Sunday School Building），請外面有名的牧者來對我們學生講道。
那時上海有名的牧者，我們都先後請來講道。有一天，我們幾個人商量：「還有甚麼人我們可以請來？」有一個弟兄說：「我聽說有一個倪柝聲，」他說：「我去找找 看，如果找得到他，就請他來。」他就跑到文德里去，那天是禮拜二。禮拜二他們有查經班，正在查福音問題。你們如果看過《福音問題》一書，就是那時查經的記錄。去邀請倪弟兄的那一個弟兄是我們的先生，他剛剛大學畢業不久。他到了文德里，還跟倪弟兄辯駁一番，因為是年輕人嘛。辯駁完了，他就請倪弟兄到我們學校來講道，倪弟兄答應了。
我記得很清楚，放學的時候，我跑到主日學大樓，看見倪弟兄坐在那裏，還有一個弟兄陪着他。經過簡單介紹，倪弟兄就開始講道。那一天，倪弟兄向我們傳福音，他 傳的福音至今我還沒有忘記，題目是「神願意」，後來出版了小冊子。那次聚會，我們心裏都很受感動，雖然我已經得救了。我就是這樣認識倪弟兄的。
此後，我曾到他聚會的地方去見他，大概是一次或兩次。因為哈同路文德里在滬西，我在虹口，相距較遠。我是和一位弟兄同去，他們的聚會是下午兩點鐘，我們 一點鐘就到了，那裏一個人都沒有，於是我們兩個人坐在裏頭等。當時年紀輕，我們講笑話，聲音也很大。忽然後面的門開了，有個弟兄進來，說：「請你們安靜，因為倪先生在上面睡覺。」哇，我們好害怕。
文德里有兩排房子，都是連在一起的，他們像租了一個或者一個半來聚會。房子外面有天井，有圍牆，是露天的。他們在房子裏排有椅子，外面院子也排着長椅子，人就坐在那裏。
等到差不多兩點鐘，人就都來了。差不多有一百幾十人，沒有一個人講話的，不是安靜的默禱，就是讀聖經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那時我才十 五 歲。到了兩點鐘，倪弟兄就講道，一講就兩個鐘頭，全場沒有一點聲音，大家都非常專心地聽。在聚會裏，實在看見主的同在，我很受感動，但那時我還沒有預備好，心裏只有傳福音的熱火，在主面前冷靜不下來，所以對這些比較深一點的真理聽不進去，也沒有心去聽。我們當初開始聚會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的。
與倪弟兄同工及其中的體驗
一九三五年大學畢業後，倪弟兄要我與他同工，我也去了，到了上海。但是那時我二十歲，聖經也讀得不夠清楚。本來我不願意去，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聖經學習還不夠。但後來主的安排，便到上海倪弟兄那裏。那個時候，我住在福音書房的樓上。倪弟兄那年經常生病，但我們約定一個禮拜總要見一次面，有一點交通。他把各種 不同的書給我看，使我養成看書的習慣。主日，就是他和我講道。早晨七點鐘，他來一個條子，上面有兩個字，「你講」，那一天就是我講了；或者是「我來」，就 是他來講。所以那一年可以說我是戰戰兢兢的，不知道甚麼時候要講道啊。我想他是故意這樣作，有意的訓練我。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好笑，一個二十歲的人，能懂得多少？坐在底下聽的人是誰呢？汪佩真小姐、李淵如小姐這些認識神很深的人，都坐在那裏聽我。我能講甚麼東西呢？但是感謝主，主把我帶過去了。
那個時候，我一個人住在那裏，一個禮拜才見倪弟兄一次，有許多問題我沒辦法解決；聚會已經差不多二百人了，需要很大，但我除了講道之外，我沒有辦法供應。但感謝主，那時李淵如小姐真是像我的母親，她年紀大，我有甚麼問題，就跑到她那裏去請教她，她在各方面指導我。比方我領唱的時候，她會告訴我，這一次領唱這個靈不對。她在各方面指導我。有屬靈的問題，我也跑到她那裏去，她實在幫助了我。
因這緣故，對於所謂的全時間事奉，我自己的經歷就有了問題，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認為要出來事奉必須全時間，沒有帶着職業事奉這個想法的。那時我剛剛大學畢 業， 就出來全時間事奉，屬靈的認識、經歷都不夠，沒有辦法供應，除了講道以外，別的事奉作不了，所以我的時間很多。本來事奉神應該是很忙的，但是我時間很多， 也沒有人管。幸虧我喜歡看書，如果我不看書，整天無事作便荒廢掉了。
「全時間事奉」的再思
因着我自己切身的經歷，我就感到所謂的「全時間事奉」這個說法不合乎聖經，因為全時間事奉是所有神兒女的事，我們都是在全時間事奉。我們事奉誰呢？當然 是事 奉我們的主，你事奉主當然是全時間，全心全意的事奉祂。我們是屬於主的人，可以帶着職業，可以有其他的副業，但我們基督徒的正業是事奉主。所以說只有那些 所謂的傳道人才是全時間事奉，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合乎聖經。
第二，因着我自己的經歷，像我那樣全時間事奉是有困難的。一個年輕人得救不久，有熱心，就出來全時間事奉。因為他屬靈的情形跟不上去，能作的事情太少，結果 他空閒的時間太多了。有很多年輕人從學校一出來，或者去讀了神學出來，馬上就任所謂的全時間的傳道，因學習不夠，我們看見因此發生了許多難處。
這讓我想到聖經裏頭的教訓，聖經裏好像只有所謂的學徒制度。保羅看見年輕的提摩太很有心，也表現出有恩賜，就把他帶去，以帶學徒的方式來幫助他。所以， 到後 來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感覺，訓練神的工人最好的場所是教會，我們要在教會裏學習。如果有一個年輕人得救了，蒙恩了，又很愛主，也有一點恩賜和追求，他應當在教會裏先學習，所謂實地的事奉。不管他正在學校讀書也好，還是工作也好，他都可以在教會裏面學習，學習事奉。等他事奉到一個地步，一方面，弟兄們覺得他在事奉中實在有主的膏油，就可以印證他是神所揀選的器皿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事奉到一個地步感覺帶着職業事奉已經不行了，時間和精力都不夠用了，他的職業變成 了事奉主的一個攔阻，不是一個幫助，那時再把職業放下來，專心以事奉主為念。我們後來就感覺說，這樣的道路比較正確。
所以我們常常覺得說，今天在我們中間，也可以說是變質了，不像當初的時候。當初的時候要出來事奉，沒有甚麼外面的安排，都是因着在本地教會中顯出你的恩賜來，也顯出主的呼召，經年長的弟兄印證，就出來事奉，當初的時候都是這樣。
同工之間沒有工作的組織和經濟的安排，都在乎聖靈的引導
那時我們同工中間，也沒有甚麼組織。雖然我們大家都尊重倪弟兄，覺得他好像是帶領我們的人，但他並不是在那裏發號施令來支配我們。我那時是最年輕的同 工，所 以他對我比較不同一點，常常他生病了，別人請他，他不能去，就把我派去，作他代表。他如果裏面有甚麼感覺，他就跟我交通。有一次，他覺得我們有幾個人應當 到廣州去，所以在一九三七年，我們五個人就到廣州去開工。同年我們也到香港開工，又在天津開工。就這樣，我們的工作就慢慢的出去了。
在經濟方面，我們同工從來不談經濟的問題，各人向着主負責。主既然呼召你，主要負責，所以我們根本不談甚麼經濟的問題，沒有甚麼安排，也沒有甚麼供應， 每一 個人都是仰望主的供給。在中國那個時候，傳道人是被輕看的，弟兄姊妹對於傳道人的供應也不是那麼忠心，所以在我們同工中間，有一個弟兄是餓死的，也有同工 天天喝水，這種經歷我們有很多。但是感謝主，雖然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蒙主的保守，我們還是往前去。
所以這是我們當初在中國發展的情形，嚴格說來，沒有甚麼外面的安排或組織，都是聖靈在我們裏面引導我們，我們就出去，帶着福音供應去。等到抗戰時期，許多弟兄姊妹因着工作和學校的關係，都從沿海轉到內地去，福音也就傳到內地去了，這都是主的安排。這樣的聚會並不都是從上海開始的，像東北的聚會是他們自己在神面前尋求，神帶領他們，是已經有了，後來我們大家碰到了，才知道主引導我們是相同的，我們便決定一起來事奉。所以很希奇，主就是這樣帶領我們事奉和工作。
後來變質的原因與過程
後來在我們中間是有了一點的變質，為甚麼呢？因為倪弟兄感覺到同工們太苦了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，因為很多都是因着他而出來事奉。他看見很多寡婦，看見這個情 形，他心裏很難受。還記得有一個時期他勸我說：「你還是出去作半天的事情，不要依靠弟兄姊妹。」因為他感覺說這是一個極大的難處。
等到倪弟兄於一九三八、三九年到英國史百克弟兄那裏去，他就學了史弟兄的一個辦法。在史弟兄那裏，同工都有供應，一個同工是一個單位，有妻子的兩個單位，有小孩子的是半個單位。工作款項是由史弟兄管理，他就根據你的家庭情形最少給你一個基本的供應，叫你能生活。倪弟兄就學了這個東西。
一九三九年倪弟兄回來之後，在上海就開始有這樣的作法，給同工這樣的供應。因為甚麼呢？從我出來之後，在我後面出來的是張愚之弟兄，此後有十年沒有同工產生，因為太苦了。倪弟兄一面感覺到同工們產生不出來，一面也覺得同工們生活的情形實在是過不去，所以就實行從史百克來的方式，但這個供應只是最基本的供應，叫你僅夠生活而已，不是叫你過一個很舒服的生活。這個也不是牧師制度，因為這與教會本身不發生關係，用的完全是工作款。他把教會款跟工作款完全分開， 從工作款裏來供應同工們。我沒有接受過這個工作款，因為那時我在上海是帶職業。我可以說是全時間帶着職業的，因為我早晨七點離開家，要到晚上七點才回家。 當時有一個中國紡織建設公司，接收了日本人所有的紗廠，我就在那裏工作。所以，我是沒有接受工作款。
所學的功課：不要用人的方法來幫助，要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旨意來作
今天回想的時候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難處，因為以後對於年輕的同工出來，他們開始的時候就有這樣的供應。結果對於信心的功課、完全倚靠神的功課，就不能好好學 習。後來因為這個緣故，同工中間發生很大的衝突。所以你看到，當我們用人的方法來幫助的時候，會出事情。如果我們能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旨意來作，反而在屬靈 方面叫我們得着極大的恩典。不錯，那個時候試煉很多，但是感謝主，主總是一路在那裏帶領我們。
編者註：這是江守道弟兄於2009年12月跟一些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部份內容，已整理出版在《魂的救恩》信息記錄之「問題解答」內。編者把書內的文字對照錄音，有些地方作了修訂，以盡量貼近錄音的內容。題目及小標題也是由編者另外設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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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十多年來一些事奉的經歷及學習（二）
回想我們當初開始的情形，一九二二年，福州有大復興，因着這大復興，那裏的聚會就開始了，於是他們往周圍去傳福音。後來倪柝聲弟兄在主面前感覺到單單傳福音，叫人得救，不是最終的目的；神的旨意不是光叫人得救上天堂就完了，神的旨意是要得着一個教會、一個身體，能作基督的新婦，這才是神的心意。於是他 把這看見交通給同工們，那個時候他們有七位同工，但他們沒接受倪弟兄這個看法。他們當時都熱衷於傳福音。我們剛剛得救時也是這樣的，就是熱心傳福音，到處去傳福音，到鄉下去佈道，除了這個以外，覺得其他的東西都沒有需要。
此後，他們中間發生了一些事，其中一位同工王載弟兄到上海去，碰到一位宣道會的宣教士Mr. Woodberry， 這宣教士就勸勉他：「你要傳福音、作主工作，就一定要被按立；你沒有被按立，怎麼可以傳福音呢？」王載弟兄接受了這種看法，就把這個教導帶回到福州來。倪弟兄反對這件事，說：「聖經沒有這個教導，是神按立我們，不是人來按立我們。」因此他們中間就有了衝突。等到後來倪弟兄出去工作回來，他們就從工作中開除他（當然其中還有許多過程）。於是倪弟兄就退到羅星塔（和受恩教士在那裏），在那裏開始辦《基督徒報》，有些文字工作。
實在說來，教會的見證是從上海開始的。一九二七年，李淵如小姐、汪佩真小姐等因為政局動盪的緣故，從南京跑到上海，倪弟兄也到了上海。於是他們在汪佩真小姐家裏開始擘餅，第二年他們在上海哈同路文德里租了一個地方，開始在那裏聚會。
認識倪柝聲弟兄的經過
我個人認識倪弟兄是在一九三零、三一年間。那個時候，主的恩典臨到我，我得救了。我就與一些熱心的同學組織佈道團到鄉下去佈道；同時我讀中學的學校是美以美會（Methodist Church）開辦的，他們有甚麼佈道工作，我們這些年輕人是打前鋒的，在馬路上拉人來聽福音，很是熱心。我們在學校裏也開始活動，有禱告聚會，也在禮拜五放學後，我們亦借用美以美會的主日學大樓（Sunday School Building），請外面有名的牧者來對我們學生講道。
那時上海有名的牧者，我們都先後請來講道。有一天，我們幾個人商量：「還有甚麼人我們可以請來？」有一個弟兄說：「我聽說有一個倪柝聲，」他說：「我去找找 看，如果找得到他，就請他來。」他就跑到文德里去，那天是禮拜二。禮拜二他們有查經班，正在查福音問題。你們如果看過《福音問題》一書，就是那時查經的記錄。去邀請倪弟兄的那一個弟兄是我們的先生，他剛剛大學畢業不久。他到了文德里，還跟倪弟兄辯駁一番，因為是年輕人嘛。辯駁完了，他就請倪弟兄到我們學校來講道，倪弟兄答應了。
我記得很清楚，放學的時候，我跑到主日學大樓，看見倪弟兄坐在那裏，還有一個弟兄陪着他。經過簡單介紹，倪弟兄就開始講道。那一天，倪弟兄向我們傳福音，他 傳的福音至今我還沒有忘記，題目是「神願意」，後來出版了小冊子。那次聚會，我們心裏都很受感動，雖然我已經得救了。我就是這樣認識倪弟兄的。
此後，我曾到他聚會的地方去見他，大概是一次或兩次。因為哈同路文德里在滬西，我在虹口，相距較遠。我是和一位弟兄同去，他們的聚會是下午兩點鐘，我們 一點鐘就到了，那裏一個人都沒有，於是我們兩個人坐在裏頭等。當時年紀輕，我們講笑話，聲音也很大。忽然後面的門開了，有個弟兄進來，說：「請你們安靜，因為倪先生在上面睡覺。」哇，我們好害怕。
文德里有兩排房子，都是連在一起的，他們像租了一個或者一個半來聚會。房子外面有天井，有圍牆，是露天的。他們在房子裏排有椅子，外面院子也排着長椅子，人就坐在那裏。
等到差不多兩點鐘，人就都來了。差不多有一百幾十人，沒有一個人講話的，不是安靜的默禱，就是讀聖經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那時我才十 五 歲。到了兩點鐘，倪弟兄就講道，一講就兩個鐘頭，全場沒有一點聲音，大家都非常專心地聽。在聚會裏，實在看見主的同在，我很受感動，但那時我還沒有預備好，心裏只有傳福音的熱火，在主面前冷靜不下來，所以對這些比較深一點的真理聽不進去，也沒有心去聽。我們當初開始聚會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的。
與倪弟兄同工及其中的體驗
一九三五年大學畢業後，倪弟兄要我與他同工，我也去了，到了上海。但是那時我二十歲，聖經也讀得不夠清楚。本來我不願意去，因為我覺得自己的聖經學習還不夠。但後來主的安排，便到上海倪弟兄那裏。那個時候，我住在福音書房的樓上。倪弟兄那年經常生病，但我們約定一個禮拜總要見一次面，有一點交通。他把各種 不同的書給我看，使我養成看書的習慣。主日，就是他和我講道。早晨七點鐘，他來一個條子，上面有兩個字，「你講」，那一天就是我講了；或者是「我來」，就 是他來講。所以那一年可以說我是戰戰兢兢的，不知道甚麼時候要講道啊。我想他是故意這樣作，有意的訓練我。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好笑，一個二十歲的人，能懂得多少？坐在底下聽的人是誰呢？汪佩真小姐、李淵如小姐這些認識神很深的人，都坐在那裏聽我。我能講甚麼東西呢？但是感謝主，主把我帶過去了。
那個時候，我一個人住在那裏，一個禮拜才見倪弟兄一次，有許多問題我沒辦法解決；聚會已經差不多二百人了，需要很大，但我除了講道之外，我沒有辦法供應。但感謝主，那時李淵如小姐真是像我的母親，她年紀大，我有甚麼問題，就跑到她那裏去請教她，她在各方面指導我。比方我領唱的時候，她會告訴我，這一次領唱這個靈不對。她在各方面指導我。有屬靈的問題，我也跑到她那裏去，她實在幫助了我。
因這緣故，對於所謂的全時間事奉，我自己的經歷就有了問題，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認為要出來事奉必須全時間，沒有帶着職業事奉這個想法的。那時我剛剛大學畢 業， 就出來全時間事奉，屬靈的認識、經歷都不夠，沒有辦法供應，除了講道以外，別的事奉作不了，所以我的時間很多。本來事奉神應該是很忙的，但是我時間很多， 也沒有人管。幸虧我喜歡看書，如果我不看書，整天無事作便荒廢掉了。
「全時間事奉」的再思
因着我自己切身的經歷，我就感到所謂的「全時間事奉」這個說法不合乎聖經，因為全時間事奉是所有神兒女的事，我們都是在全時間事奉。我們事奉誰呢？當然 是事 奉我們的主，你事奉主當然是全時間，全心全意的事奉祂。我們是屬於主的人，可以帶着職業，可以有其他的副業，但我們基督徒的正業是事奉主。所以說只有那些 所謂的傳道人才是全時間事奉，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合乎聖經。
第二，因着我自己的經歷，像我那樣全時間事奉是有困難的。一個年輕人得救不久，有熱心，就出來全時間事奉。因為他屬靈的情形跟不上去，能作的事情太少，結果 他空閒的時間太多了。有很多年輕人從學校一出來，或者去讀了神學出來，馬上就任所謂的全時間的傳道，因學習不夠，我們看見因此發生了許多難處。
這讓我想到聖經裏頭的教訓，聖經裏好像只有所謂的學徒制度。保羅看見年輕的提摩太很有心，也表現出有恩賜，就把他帶去，以帶學徒的方式來幫助他。所以， 到後 來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感覺，訓練神的工人最好的場所是教會，我們要在教會裏學習。如果有一個年輕人得救了，蒙恩了，又很愛主，也有一點恩賜和追求，他應當在教會裏先學習，所謂實地的事奉。不管他正在學校讀書也好，還是工作也好，他都可以在教會裏面學習，學習事奉。等他事奉到一個地步，一方面，弟兄們覺得他在事奉中實在有主的膏油，就可以印證他是神所揀選的器皿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事奉到一個地步感覺帶着職業事奉已經不行了，時間和精力都不夠用了，他的職業變成 了事奉主的一個攔阻，不是一個幫助，那時再把職業放下來，專心以事奉主為念。我們後來就感覺說，這樣的道路比較正確。
所以我們常常覺得說，今天在我們中間，也可以說是變質了，不像當初的時候。當初的時候要出來事奉，沒有甚麼外面的安排，都是因着在本地教會中顯出你的恩賜來，也顯出主的呼召，經年長的弟兄印證，就出來事奉，當初的時候都是這樣。
同工之間沒有工作的組織和經濟的安排，都在乎聖靈的引導
那時我們同工中間，也沒有甚麼組織。雖然我們大家都尊重倪弟兄，覺得他好像是帶領我們的人，但他並不是在那裏發號施令來支配我們。我那時是最年輕的同 工，所 以他對我比較不同一點，常常他生病了，別人請他，他不能去，就把我派去，作他代表。他如果裏面有甚麼感覺，他就跟我交通。有一次，他覺得我們有幾個人應當 到廣州去，所以在一九三七年，我們五個人就到廣州去開工。同年我們也到香港開工，又在天津開工。就這樣，我們的工作就慢慢的出去了。
在經濟方面，我們同工從來不談經濟的問題，各人向着主負責。主既然呼召你，主要負責，所以我們根本不談甚麼經濟的問題，沒有甚麼安排，也沒有甚麼供應， 每一 個人都是仰望主的供給。在中國那個時候，傳道人是被輕看的，弟兄姊妹對於傳道人的供應也不是那麼忠心，所以在我們同工中間，有一個弟兄是餓死的，也有同工 天天喝水，這種經歷我們有很多。但是感謝主，雖然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蒙主的保守，我們還是往前去。
所以這是我們當初在中國發展的情形，嚴格說來，沒有甚麼外面的安排或組織，都是聖靈在我們裏面引導我們，我們就出去，帶着福音供應去。等到抗戰時期，許多弟兄姊妹因着工作和學校的關係，都從沿海轉到內地去，福音也就傳到內地去了，這都是主的安排。這樣的聚會並不都是從上海開始的，像東北的聚會是他們自己在神面前尋求，神帶領他們，是已經有了，後來我們大家碰到了，才知道主引導我們是相同的，我們便決定一起來事奉。所以很希奇，主就是這樣帶領我們事奉和工作。
後來變質的原因與過程
後來在我們中間是有了一點的變質，為甚麼呢？因為倪弟兄感覺到同工們太苦了，他覺得自己有責任，因為很多都是因着他而出來事奉。他看見很多寡婦，看見這個情 形，他心裏很難受。還記得有一個時期他勸我說：「你還是出去作半天的事情，不要依靠弟兄姊妹。」因為他感覺說這是一個極大的難處。
等到倪弟兄於一九三八、三九年到英國史百克弟兄那裏去，他就學了史弟兄的一個辦法。在史弟兄那裏，同工都有供應，一個同工是一個單位，有妻子的兩個單位，有小孩子的是半個單位。工作款項是由史弟兄管理，他就根據你的家庭情形最少給你一個基本的供應，叫你能生活。倪弟兄就學了這個東西。
一九三九年倪弟兄回來之後，在上海就開始有這樣的作法，給同工這樣的供應。因為甚麼呢？從我出來之後，在我後面出來的是張愚之弟兄，此後有十年沒有同工產生，因為太苦了。倪弟兄一面感覺到同工們產生不出來，一面也覺得同工們生活的情形實在是過不去，所以就實行從史百克來的方式，但這個供應只是最基本的供應，叫你僅夠生活而已，不是叫你過一個很舒服的生活。這個也不是牧師制度，因為這與教會本身不發生關係，用的完全是工作款。他把教會款跟工作款完全分開， 從工作款裏來供應同工們。我沒有接受過這個工作款，因為那時我在上海是帶職業。我可以說是全時間帶着職業的，因為我早晨七點離開家，要到晚上七點才回家。 當時有一個中國紡織建設公司，接收了日本人所有的紗廠，我就在那裏工作。所以，我是沒有接受工作款。
所學的功課：不要用人的方法來幫助，要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旨意來作
今天回想的時候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難處，因為以後對於年輕的同工出來，他們開始的時候就有這樣的供應。結果對於信心的功課、完全倚靠神的功課，就不能好好學 習。後來因為這個緣故，同工中間發生很大的衝突。所以你看到，當我們用人的方法來幫助的時候，會出事情。如果我們能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旨意來作，反而在屬靈 方面叫我們得着極大的恩典。不錯，那個時候試煉很多，但是感謝主，主總是一路在那裏帶領我們。
編者註：這是江守道弟兄於2009年12月跟一些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部份內容，已整理出版在《魂的救恩》信息記錄之「問題解答」內。編者把書內的文字對照錄音，有些地方作了修訂，以盡量貼近錄音的內容。題目及小標題也是由編者另外設定的。
相關文章：
生命與組織
神在中國的恢復工作
七十多年來一些事奉的經歷及學習（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