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週與一位弟兄交通，忘記了是甚麼原因，談到倪柝聲弟兄在復出公開職事後傳講和實行「交出來」一事（倪弟兄在信息中要求主的工人、信徒、甚至教會「交出來」，接受調度）。當時這一主張及做法帶來很大爭議，也與倪弟兄早期主張教會應各自獨立，而不是由「總會」或工人團體控制的說法相違。倪弟兄和他的同工在福州要強行接收某個教會一事，更帶來很大的影響（這事件也對倪弟兄的外甥陳終道弟兄有很大影響，可參閱《我的舅父倪柝聲》一書）。
那位弟兄也提及一本由黃漁深弟兄所寫的書《從哈同路到南陽路－－寫給倪柝聲先生七封公開信》，裏面提出他對倪柝聲弟兄的教導之一些質疑。我讀過這本書，覺得信中內容有理有節，並非肆意批評倪弟兄的教導，而是出於真誠的對話，是很值得一讀。
我個人很尊重倪弟兄的職事，初信主開始已從他的信息得到很大幫助，但倪弟兄並非完全人，他的教導也必須對照聖經來慎思明辨，並且對傳講信息的歷史背景必須了解清楚。倪弟兄公開職事後期傳講的某些信息，特別關乎「交出來」的信息，尤其要小心分辨，不要「照單全收」。
照我所理解，江守道弟兄在一些信息和交通中，也間接指出倪柝聲弟兄復出公開的職事後，在他們同工中間，開始出現人為的組織，並認為那是墮落的開始。以下為其中一段：
「我必須對弟兄姊妹誠實，蒙祝福的，我要講；跌倒的，我也要講。尤其到 了四十年代晚期時，實在看見神在我們中間作復興的工作。 （請原諒我用「我們」這個詞，不是指著我們、你們、他們說的，因為神的兒女都是我們；我是指著神在我們中間的工作說的。）因為在抗戰時，我們都散在各地，有的人在淪陷區，有的人在自主區，彼此差不多沒有交通。等到抗戰過去了，全國各地的弟兄姊妹有機會再見面了，那時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復興，凡物公用，實在有一個『無人說這東西是屬他自己』的光景；但是，也在這一段的時期，我們中間開始有了組織。雖然我們表面不承認有組織，但是在實際上開始有了組織。當我回顧的時候，這是我們開始墮落的時候。」 （江弟兄於1989年2月在第四屆基督徒事奉特會中講述）
另外，在《中流砥柱－－倪柝聲傳》（金彌爾著，陳健民譯，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，二零零四年六月增訂再版）一書中，也這樣描述一九四八年當時的一些情況：
「福州津門路地方教會一些負責的弟兄也在場，就在三月三日，把所有弟兄姊妹都聚在一塊，然後『他們正式把教會交出來，我們這些同工就正式接管。就這樣子，』李常受說：『福州的工作與教會有了嶄新的開始。』這個聲明，顯然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翻轉，違反了倪柝聲早期的堅持，要求地方教會完全獨立，不受使徒（即同工）的控制。事實上，從此以後，強悍的權柄獨裁就浸透了他們全部的福音運動，連設在國外的教會也絲毫不例外。」（211頁）
「在同工中間，如今他（倪柝聲）大受歡迎，給迎進了一種新穎的氛圍。在高層的負責弟兄中間，出現了某種階級劃分，讓他們有一種資格深淺的區別，從一排椅子就看得出來，第一號座位毫無爭議，絕對是保留給他的。這情況，部份原因當然也可看成對他信任的一種表態，但是『順服權柄』這口號，說真的，從此以後，就變成了福音工作上一個新出現卻困擾了相當多人的特徵。我們今天來看，覺得這根本和他早先的教導、做法，完全不符；難怪人家會揣測，可能嗎，真的是倪柝聲的心思改變了，所以生出這種東西嗎？（有人確實這樣想過）還是說，某個時段他的靈性軟弱了，才被其他人的熱忱搞得失去了平衡？」（212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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